肾细胞癌（RCC）的早期诊断困难和转移倾向是其特点。对于晚期RCC，舒尼替尼靶向治疗是临床推荐的一线药物，而舒尼替尼治疗的主要挑战是适应性耐药性。因此，研究舒尼替尼耐药机制至关重要。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发现circPTPN12在RCC组织中高度表达，与较差的临床结果相关。circPTPN12可以促进RCC细胞的增殖、迁移、侵袭和舒尼替尼耐药性。在机制上，发现circPTPN12与hnRNPM形成复合物，参与mRNA加工的调节。circPTPN12与hnRNPM的结合增强了hnRNPM维持IL-6 mRNA稳定性的能力，进一步激活STAT3信号通路。该研究揭示了circPTPN12 / hnRNPM / IL-6 / STAT3轴促进了RCC的进展和舒尼替尼耐药性，可能是缓解RCC的舒尼替尼耐药性的有希望的治疗靶点。©2023年作者。

非小细胞肺癌(NSCLC)是对人类健康和生命最具威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大多数情况下，NSCLC患者被诊断时已处于晚期。近年来，肺癌在精准治疗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免疫治疗的疗效不稳定，其响应率因患者而异。已提出几种生物标志物来预测免疫治疗的结果，例如程序化细胞死亡配体1(PD-L1)表达和肿瘤突变负荷(TMB)。然而，检测方法侵入性大，对肿瘤组织要求高。为了有效预测免疫治疗的结果，需要新的生物标志物来提高传统生物标志物的表现。液体活检是捕获和检测体液中的循环肿瘤细胞(CTC)、循环肿瘤DNA(ctDNA)和外泌体作为患者的样本，如血液、唾液、尿液、胸腔积液和脑脊液，以分析和诊断癌症等疾病。液体活检的应用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解决方案，因为它具有非侵入性、实时动态监测、克服肿瘤异质性等多种优点。液体活检已经显示在免疫治疗中具有预测价值，显著提高了肺癌患者的精准治疗水平。在这里，我们回顾了液体活检在预测NSCLC患者的免疫治疗结果方面的应用，并讨论了该领域的挑战和未来方向。© 2023. The Author(s).

我们利用恶性胸膜间皮瘤（MPM）接受胸膜外肺切除术（EPP）的患者数据，评估了五个复杂的炎症和营养参数的预测价值，即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NLR），预后营养指数（PNI），C-反应蛋白/ NLR比（C / NLR），血小板/淋巴细胞比（PLR）和淋巴细胞/单核细胞比（LMR）。此外，还评估了这五个参数与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配体1（PD-L1）在肿瘤微环境中的表达之间的相关性。该研究包括连续进行EPP的MPM患者。符合条件的患者（n = 61）的组织学亚型与所有五个参数相关。此外，免疫细胞中的PD-L1表达分数与NLR和PLR相关，而肿瘤细胞和免疫细胞的PD-L1表达分数分别与PNI和LMR呈负相关。单变量分析阐明NLR，PNI和C / NLR是5年总体生存率（OS）的预测因子，多变量分析揭示NLR是5年OS的独立预测因子，这表明NLR是接受EPP的MPM患者的一种术前预后因子。据我们所知，这是第一项同时评估NLR，PNI，C / NLR，PLR和LMR在接受EPP的MPM患者中的预后潜力的研究。©2023。作者。

由于复发和化疗耐药，目前标准治疗对卵巢癌的疗效不够明显。因此，我们旨在找到一种有效的方法改善卵巢癌的预后和治疗。NG34ScFvPD-1是一种改良的溶瘤性单纯疱疹病毒NG34菌株，其表达抗编程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的单链抗体（ScFvPD-1）。我们评估了其在小鼠卵巢癌模型中的疗效和调节机制。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和西方印迹技术测量蛋白质表达量，使用细胞毒性和复制实验检查NG34ScFvPD-1引起的溶瘤作用，并评估其在体外调节卵巢癌细胞凋亡的机制。我们评估了NG34ScFvPD-1与磷酸肌醇3-激酶（PI3K）抑制剂联合应用的抗肿瘤免疫力和治疗效力。我们发现，NG34ScFvPD-1感染的卵巢癌细胞表达和分泌ScFvPD-1，能够结合小鼠PD-1。ScFvPD-1序列的插入没有抑制NG34ScFvPD-1的溶瘤活性，在体外通过caspase依赖性途径诱导卵巢癌细胞凋亡，并激活PI3K / AKT信号通路。NG34ScFvPD-1和PI3K抑制剂之间存在协同作用，这种联合应用能够抑制肿瘤发展、延长生存时间并激发强大的抗肿瘤免疫力。因此，PI3K的抑制增强了NG34ScFvPD-1对卵巢癌诱导的强大抗肿瘤免疫力。©2023。作者，独家授权Springer-Verlag GmbH Austria，Springer Nature的一部分。

立体定向体放射治疗（SBRT）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相结合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中正积极探索。然而，对于该场景中的最佳分割和放射疗法靶病变尚知之甚少。本研究调查了接受ICIs的晚期NSCLC患者的SBRT对多种器官病变的影响以及放射治疗剂量分数方案对患者预后的影响。本研究在我们的机构回顾性分析了从2015年12月至2021年9月接受ICIs和SBRT连续治疗的晚期NSCLC患者的病历。患者根据放射治疗部位分组。使用Kaplan-Meier方法记录无进展生存（PFS）和总生存（OS），并使用log-rank（Mantel-Cox）检验比较不同治疗组之间的差异。本研究确定了124例接受ICIs结合SBRT的晚期NSCLC患者。放射治疗部位包括肺部病变（肺组，n=43）、骨转移（骨组，n=24）和脑转移（脑组，n=57）。与脑组相比，肺组的平均PFS（mPFS）显着延长了13.3个月（8.5个月vs.21.8个月，HR=0.51，95％CI：0.28-0.92，P=0.0195），骨组延长了9.5个月，并且患病进展的风险降低了43％（8.5个月vs.18.0个月，HR=0.57，95％CI：0.29-1.13，P=0.1095）。与骨组相比，肺组的mPFS延长了3.8个月。肺组和骨组的平均OS（mOS）长于脑组，死亡风险降低了多达60％，低于脑组。当SBRT与ICIs同时给予时，肺组和脑组的mPFS显着长于骨组（29.6个月vs.16.5个月vs.12.1个月）。当SBRT与每份8-12 Gy结合ICIs时，与骨组和脑组相比，肺组的mPFS显着延长（25.4个月vs.15.2个月vs.12.0个月）。在接受肺部病变SBRT和脑转移的患者中，同时组的mPFS长于SBRT→ICIs组（29.6个月vs.11.4个月，P=0.0003和12.1个月vs.8.9个月，P=0.2559）。在接受<8Gy和8-12 Gy每份的SBRT患者中，同时组的mPFS也长于SBRT→ICIs组（20.1个月vs.5.3个月，P=0.0033和24.0个月vs.13.4个月，P=0.1311）。肺组，骨组和脑组的病情控制率分别为90.7％，83.3％和70.1％。本研究证明了将SBRT用于肺部病变与骨和脑转移搭配ICIs可改善晚期NSCLC患者的预后。这种改善与放射治疗与ICIs结合的顺序和放疗分割方案有关。每份8-12 Gy的放疗分割方案以及以肺部病变为靶向治疗可能是接受ICIs结合SBRT的晚期NSCLC患者的合适选择。© 2023.华中科技大学。

免疫治疗癌症临床试验通常包括一个初始期，此期间患者接受治疗，无明显的治疗效果，随后会出现一段期间，在此期间有效的治疗将降低事件发生的危险率。这种治疗的效应与比例风险假设不相容，因此在替代效应测量和框架测试的开发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我们考虑基于早期和晚期重点下确界和上确界logrank统计数据的个体和组合测试，描述了它们如何实施，并通过模拟研究评估其性能。通过这项工作和举例应用，我们得出结论，这类检验统计量为评估涉及免疫治疗的癌症临床试验中的治疗效果提供了一个新而强大的框架。© 2023 The Authors. Statistics in Medicine published by John Wiley & Sons Ltd.

IP1-PROSTAGRAM研究表明，短期的非对比MRI检测到的显著癌症更多，生物检查的比率与PSA相似。在这里，我们比较PSA，MRI和超声作为筛查测试的预期和感知负担。IP1-PROSTAGRAM是一项前瞻性的、基于人群的配对筛选研究，共有408名男性参加，分别在英国7个初级保健中心和2个影像中心进行。筛查测试包括血清PSA、非对比MRI和超声。如果任何测试结果为阳性，则进行前列腺活检。参与者在每次筛查测试前后完成预期负担问卷（EBQ）和感知负担问卷（PBQ）。MRI和PSA的总体负担水平均很小。很少有男性报告在MRI或PSA后有高级别的焦虑、负担、尴尬或疼痛。参与者在完成所有筛查测试后表示总体更喜欢MRI。在408名参与者中，有194人（47.5%）没有偏好，106人（26.0%）更喜欢MRI，79人（19.4%）更喜欢PSA。这表明，在筛查之前，参与者比较喜欢MRI，而不是PSA（+6.6%，95% CI 4.4-8.4，p=0.02），在完成筛查后，MRI的偏好更高（+21.1%，95% CI 14.9-27.1，p<0.001）。强烈同意重复测试的参与者比例为超声50.5%，MRI65%和PSA68%。与MRI和PSA相比，更多的参与者发现超声会导致焦虑、负担、尴尬和疼痛。Prostagram MRI和PSA都适用于50-69岁男性的筛查测试。两项测试都与很小程度的焦虑、负担、尴尬和疼痛相关。大多数参与者更喜欢MRI而不是PSA和超声。本研究已在clinicaltrials.gov上注册，网址为https://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3702439 。©2023年作者。

活动性癌症与房颤（AF）的风险增加有关，这取决于预先存在的基质（尤其是在老年患者中），癌症类型和阶段以及正在接受的抗癌治疗。迄今为止，研究尚未能够确定每个因素的个体贡献。在抗癌药物治疗期间，根据多种因素，包括患者的基线心血管毒性风险和使用的AF检测策略，AF可能发生的频率约为15-20％。许多抗癌药物已与AF或AF报告有关，包括发生和复发的AF，但缺乏强有力的数据。只有布鲁顿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与AF相关（主要是伊布替尼），具有大约3-4倍的AF风险高水平证据。患有活动性癌症的AF患者与全身性血栓栓塞或中风的风险增加两倍，必须使用“TBIP”（血栓栓塞风险，出血风险，药物相互作用，患者偏好）结构化方法来评估抗凝治疗的需要。患有活动性癌症的AF患者还与六倍心力衰竭的风险增加有关，并且必须针对最佳症状控制，通常使用速率控制药物（β受体阻滞剂），但对于仍有症状的患者，可能会提出节律控制策略。 AF通常是可管理的，包括伊布替尼在内的抗癌药物的继续;尽可能避免中断癌症药物，并权衡癌症进展的风险。版权所有©2023 Elsevier Masson SAS出版。

中性粒细胞的表型和功能是动态变化的，其受微环境的影响而发生改变，例如肿瘤微环境（TME）内的N1抗肿瘤和N2促肿瘤状态。但它的调节仍未确定。在这里，我们研究了转化生长因子β1/Smad3信号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肿瘤相关中性粒细胞（TAN）中的作用。Smad3在N2 TAN中的激活与N1人群和患者生存率呈负相关。在实验性肺癌中，TAN从野生型小鼠的主要N2状态转变为Smad3-KO小鼠中的N1状态，与增强的中性粒细胞浸润和肿瘤消退相关。中性粒细胞消减使Smad3-KO小鼠的N1抗癌表型消失，而移植Smad3-KO中性粒细胞则可在野生型小鼠中重现保护作用。单细胞分析揭示了在Smad3-KO TME中表现成熟N1表型的TAN亚群，而野生型TAN主要保留未成熟的N2状态，这是由于Smad3所致。机械上，TME诱导的Smad3靶基因与细胞命运决定相关，以保持TAN的N2状态。重要的是，Smad3的基因敲除和药物抑制通过促进N1成熟增强中性粒细胞对NSCLC的抗癌能力。因此，我们的工作表明，中性粒细胞中的Smad3信号可能代表着癌症免疫治疗的治疗靶点。©2023年作者。

翻译：五聚体尼古丁乙酰胆碱受体(nAChRs)通常被分类为肌肉型或神经型，但后者也已在非神经细胞中报道。鉴于它们广泛的分布，nAChRs介导许多生理和病理过程，包括突触传递、递质释放的前突触调节、神经病性疼痛、炎症和癌症。共有17种不同的nAChR亚基，这些亚基的组合产生具有不同药理特性的亚型。利用敲除模型已广泛破译了一些nAChR亚型的表达和作用。异种系统中表达的许多nAChR亚型被二硫键富集的α-鼻涕螺毒素选择性靶向。α-鼻涕螺毒素是从鼻涕螺毒液中分离出的小肽，其中许多具有潜在的药物价值。Copyright © 2023. Published by Elsevier Ltd.